劉敏如

李興培教授

“中醫大國”千年輝煌、百年傷痛，六十年復興崛起。

        中華文化是中醫文化之根，根深葉茂。而今中醫（藥）學嚴格說來已無法簡單地稱之為傳統醫學，而是具有中華民族文化濃鬱特色的、已形成文字系統的一門獨特的原創醫學科學，今稱為中醫學、中藥學，以區別於西醫學、西藥學。

 一、中華民族文化饋寶──原創中醫文化歷史輝煌

        中華文化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醫學文化絢麗多彩，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世界多數地區醫學還在蒙昧時期，醫學受著宗教控制，醫學解剖人體絕對禁止，可以說還處於鬼神治病時代，而在中國，約在3000 年前，已有原創醫學構架，已經逐步地形成了今天中國獨有的原創中醫學思維、理論和方法，並逐步分化為醫學、藥學各科，為中華民族的生存繁衍、為我國歷史上迎來若干個太平盛世、幾度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中醫學是在中國文化長期垂練中融進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不斷汲取各時期的哲學、文學、數學、地理、天文、軍事學等多種知識傳承和發展起來、集成了她的新層面－－“整體論”、“系統論”和“平衡論”哲學思想，是中醫藥學的精髓與靈魂，有力地指導著臨床思維和醫療實踐。中醫理論架構、辨證論治、中藥、方劑、針灸和推拿等歷代皆有長足發展，成就輝煌，皆為中國獨有，充溢著我國人民的智慧，真真確確是在幾千年厚重的歷史積澱下形成的一門原創醫學，獨創一幟步入醫林，隨時代發展而前進。世界上還沒有那一個國家的傳統醫學有像我國的中醫藥學如此獨特，集成哲學、人文醫學為一體的原創的醫藥學體系：

 （一）原創獨特的醫學基本理論

        基本論是人與自然界“天人合一”，人體的生理以陰陽五行、藏象、經絡、精、氣、血、津、液、神、形和外感內傷等學說為其理論基礎。認為人是一個統一的有機整體，通過經絡這一特殊感應傳導系統，將臟腑器官，四肢百骸聯絡起來，故一臟有病將直接間接、或多或少地影響到機體整體。人體健康與罹病，中醫學歸結為：1. 外在自然界通常有“六氣”，即風、寒、暑、濕、燥、火等六種氣候變化，人體一般都能適應，即所謂“天人相應”。倘“六氣”太過，即為“六淫”邪氣，正氣不足者易受薰染，形成相應的“外感疾病”。2. 因“七情”即喜、怒、憂、思、悲、恐、驚等情志變化太過，或痰飲、瘀血等內在因素，或飲食勞倦等影響，每令相應臟腑經絡引起“內傷疾病”。3. 疫癘、蟲積、痰飲、瘀血、外傷等。

 （二）原創獨特的臨床診斷論

        諸種疾病，應用“四診”（望、聞、問、切）為主要診斷手段，按“八綱”（陰、陽、寒、熱、表、裏、虛、實）、“六經”（太陽、少陽、陽明、太陰、少陰、厥陰）、藏象、經絡、氣血、津液等多種辨證綱領，判定疾病之屬性。以六經、衛氣營血和三焦等辨識多種傳染病、急性熱病證。按此獨特的中醫診斷體系進行臨床思維，歸納衍繹，綜合判斷，進行辨證辨病。

 （三）原創獨特的論治法則

        根據辨證，確立治療法則（汗、吐、下、和、溫、清、消、補“八法”等）、遣方和用藥，因人、因地和因時制宜施治於相應病證。中藥組方、針灸、推拿亦複如此。

 （四）整體、系統、平衡統領識病全過程

        中醫學認為：健康人體的生命現像是陰陽的動態平衡，即“陰平陽秘，精神乃治”，一旦陰陽失去動態平衡則便罹病，所謂“陰盛則陽病”，“陽盛則陰病”。“亢則害、承乃制”，“補不足、損有餘”，“陰陽無謬”，“治焉有差”等治病理念，深刻地體現了古老的中醫學所蘊涵的“整體論”、“系統論”和“平衡論”的先進思想。

 （五）醫學分科歷史最早

        早在漢代就有了醫學分科，逐漸形成內、兒、婦、產、外、骨、針灸等一級學科，溫病、瘟疫、傷科、脾胃、癆瘵、癥瘕、痘科等等專科專病，分類符合臨床實際，並有相應的專科書和各種本草學、方劑學、炮製學等。幾千年傳承下來的醫藥著述汗牛充楝，世界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未見有如是眾多的醫藥著作遺產留給後世，其中不少如《神農本草經》、《黃帝內經》、《傷寒論》、《本草綱目》、《景岳全書》等等流芳千古。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些醫著沒有迷信邪說，強調科學實踐至今視為經典。如成書於秦以前的《神農本草經》載有“神農嚐百草，曰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在十五世紀的歐州有醫者解剖死後人體被判死刑，而在兩千多年前成書的《黃帝內經》就提出了人體解剖試探：“丈夫八尺之士死後剖而視之。”

 （六）原創的眾多中醫藥成果

        幾千年傳承下來的眾多醫藥著述是中醫文化的巨大成果，如《黃帝內經》、《本草綱目》已入《世界記憶名錄》；不少事實說明中醫藥臨床療效獨特〔本書文中多處將有專項提及〕，此僅以肝炎和愛滋病治療為例：上世紀90 年代，美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CDC）對1988 年上海以中醫藥為主治療乙肝重疊甲肝與1983-1988 年美國本土西醫藥治療同類疾病的死亡率進行統計對比，其結果為0.05%：11.7%，亦即中美的死亡率之比是1:234。愛滋病──21世紀瘟疫，從發生顯性感染算起，平均壽命9 個月，死亡率100%。2004年4月報告，我國感染者近100萬人，患者8萬人，流行趨勢居世界第14位，亞洲第2位元，病毒感染以年40%速度遞增，處於暴發流行前廊，形勢嚴峻。

        中國中醫科學院呂維柏教授為首的研究組，在非洲工作多年，積累了大量寶貴治療經驗，其成果《中醫藥治療愛滋病研究》2004年10月8日通過科技部組織的專家驗收。科技部中醫戰略專題組先後去愛滋病高發區河南上蔡縣10餘次，調查中發現有的患者已用過唯一治愛滋病西藥“雞尾酒療法”，應用條件限制嚴格難予掌握，預期“治癒率”40%，且須終生服藥。特別是患者用藥後40%有難以耐受的毒副作用，表示“寧死不願再服”，中輟治療。新近發現有新產生的病毒亞型耐藥株，更無辦法。民間中醫自費送藥治療近600例愛滋病患者，用中藥治療無毒副作用，三五天內普遍能吃飯，腹瀉消失，1個月後可參加體力勞動。一般服藥13-23天，用藥最多9個月-1 年即可停藥，無需終生服藥。中藥費用約相當於西藥3個月到半年的費用。用中藥很多人病情很快好轉，恢復或基本恢復了健康。卓越療效，得到國務院研究室、科技部調研室、中國中醫科學院和河南省科技廳有關領導及專家聯合反復調查後形成的《關於河南省利用中醫藥治療愛滋病情況的調研報告》中證實：中醫藥治療愛滋病“良好效果出人意料”，“患者普遍得到有效救治，反映良好。一些患者很快恢復正常生活狀態，甚至開始從事繁重的田間勞動。大部分接受調查的患者，己很難從外表看出任何患病症狀。”上蔡縣愛滋病防治與關愛辦公室馮主任說，美國自然基金會專家到此宣傳：愛滋病可防不可治。通過中西藥在上蔡縣使用對比，他認為，只有中醫才能解決愛滋病問題，因此他們現在宣傳：愛滋病可防也可治。前後簡單兩句話，說明瞭很多問題！

        援助尚比亞“民間大使”田聖勳醫師花費20餘萬美元之巨，研製出治療愛滋病有卓效的中藥艾可扶正片，治療河南上蔡縣146例患者，臨床症狀改善率39-82%；相繼在河南重點地區又治療HIV感染者和患者千餘例亦佳。種種可喜苗頭預示著：中醫中藥極可能是愛滋病等疑難病症的最佳剋星。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已成立中醫藥防治愛滋病工作協調小組和專家組，制定工作計劃，相繼對豫、冀14省區3600餘名患者免費中醫藥治療。正如中科技部副部長程津培指出：中醫藥的原創優勢，不僅使我國能夠在該領域中確立長時期的領先地位，而且有可能將這種領先優勢延伸到基礎學科、生命科學和資訊等領域。中醫藥數千年的實踐程式和形成的獨特理論，證實了中醫藥不僅具有分科的知識體系，而且有綜合各科的理論綱紀。歷代醫著汗牛充楝，致力發展自身的醫學體系，切不可等同於其他國家的傳統醫學。從進步的多元化觀點來看，世界上不能僅承認一個西方醫學，不能因為有西方醫學而始終將中醫學放在傳統醫學層次上，這就很難正確體現它的醫學地位、性質和價值。中醫學與西醫學相比，理論體系各異，但目的一致，各用其長廣為人群健康服務。也可以說中醫學不是一般的知識體系，而是集成的知識體系，發展中的中醫藥不能因它不同於西醫學就只能簡單地劃歸為傳統醫學。

 “中醫大國”千年輝煌是民族的驕傲。

二、回顧百年歷史〔1840 年至1949 年〕，為何中醫受盡挫折

        民族的歷史悲劇造成了中醫的傷痛、損傷了“中醫大國”形象。反向搜尋歷史，1840年英國侵華的鴉片戰爭轟塌了閉關鎖國的中國大門，列強發動多次侵華戰爭，掠奪我國價值連城的大量文物和金銀財寶，還得割地賠款，中國迅即淪為任列強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伴隨著洋槍洋炮進入中國，列強西方傳教士大量湧入，不僅帶來天主教、基督教，也帶來西方文明。一向以“中央之國”自居的中國人士還來不及有所思想準備，西方科學文化、價值觀、生活方式也如潮水般順勢湧來。國外列強盯著這塊地大物博的土地，欺而欲奪，包括戰爭掠奪、文化侵略、意識形態的影響、巿場的佔領、經濟領域的壟斷等。列強掠奪中國大量財富後，又以世界“救世主”的姿態，借傳教、傳播“先進”文化、辦學（包括醫學院校）、辦醫院等為名，大勢宣揚西方先進，嘲笑中國人落後。同時為殖民的需要，1906 年美國退還一半“庚子賠款”1160萬元，作為增派留學生赴美的費用，中國的知識份子也開始渡洋求學，從封閉中走出來眼見海外世界，深感當時的中國落後而自愧，不少有識之士奮鬥學習，要科學救中國，形成了所謂新學思潮，同時負面的也滋生了崇洋和科學主義思想，逐漸在某些科學文化界和國人中氾濫至今，流毒非淺，隨著鴉片戰爭的侵略，西方文化侵入，西醫也進入中國，從此國人稱自己原創的醫學為中醫，西方來的醫學為西醫。

        由於當時國弱民窮，科學得不到發展，醫學更是薄弱，從此西醫藥成為了我國的主流醫藥，便有稱中醫為舊醫，稱西醫為新醫，中醫藥受到嚴峻的考驗和挑戰。20世紀清代末年至民國時期，受西方文化沖擊的首先便是“不科學的中醫”，以致中醫幾經處於被消滅的危境。1914 年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教育總長汪大燮發起廢除中醫，各地中醫組成“救亡請願團”與之鬥爭，其陰謀終未得逞。北京、上海、成都、江蘇、廣州等地由當地名中醫合作舉辦多所中醫院校，陸續培養了不少人才，中醫在掙紮中得以生存。

        曾經留日學醫的餘雲岫（1879-1954）1916年畢業歸國後，以“酷”反中醫“鳴世”。他指稱“陰陽五行、十二經脈等話都是謊話”（《科學的國產藥物研究第一步》，1917年）；中醫是“不科學的玄學”，“靈素之淵源，實在巫祝”，所以“不殲《內經》，無以絕其禍根”（《靈素商兌》，1917 年）。其在《靈素商兌》中誣稱中醫“靈素殺人四千餘年……毒有過於盜賊……無一節可以為信”，叫囂“舊醫一日不除，新醫無法建立”，力主“改造舊醫，禁學中醫，限期消滅中醫”。1929年在國民政府召開的第一次中央衛生委員會上，悍然通過餘氏發起的“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中醫橫遭扼殺，只緣其療效卓越，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在中醫界奮力抗爭和廣大人民衛護下雖得以生存，但限制很多，處於風雨飄搖，奄奄一息，到新中國成立前夕中醫隊伍減員至50萬人。

        再看歷史上也有名人權威主張廢醫的，雖當時尚未形成氣候，但影響非淺，如清道光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俞樾（1821-1907），於1879年發表《廢醫論》，率爾參證《周禮》、《春秋左傳》和《史記》諸書，諳於古代巫卜醫之並重，逐步衍變為“重巫而輕卜”，後巫、卜漸衰，醫乃盛行，遂以“卜可廢”之理，發為“廢醫”之論，成為歷史上主張廢除中醫的“祖師爺”。章太炎（1869-1936），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國學大師和中醫學家，他在1926年所撰《論五臟附五行無定說》中言昔人以五行若人之五臟，“妄言生克”，“可以盡廢”；但承認中醫治病療效，其在給上海國醫學院院刊提名並擬定聲明時稱：“本刊內容一洗陰陽五行之說，欲以科學解釋中醫”。又謂：“近世多信遠西醫術，以漢醫為誣，如其征效，則漢醫反勝”。20世紀初葉，發生在華夏大地上的那場以“打倒孔家店”為口號，巨集揚“德（民主）先生”和“賽（科學）先生”精神，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目的的新文化運動洶湧膨湃，難免良莠不分，一些文士把老祖宗傳下來京劇、中醫也作為“靶子”稱“舊劇”、“舊醫”加以“橫掃”。

        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嚴復（1854-1921）認為中醫藥是“純屬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虛玄話語”。及至暮年他有所頓悟，深感傳統文化若“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然為時已晚，此猶孔子“朝聞道，夕死”，誠可貴矣！新文化運動領軍人物陳獨秀（1880-1942）猛批中醫“不知科學……遍索宇宙間，誠不知此為何物也！”，梁啟超（1873-1929）因血尿不癒，協和醫院誤割其無病的右腎，他還為《晨報》撰文維護“科學”尊嚴，聲稱手術事故“不過偶然例外”，無法因此“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同時尚未忘記“捎帶”批判中醫是“陰陽五行的瞎猜”。魯迅（1881-1936）則痛批中醫是“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無意的騙子”。胡適（1891-1962）在《人與醫學》〔該書敍述西洋醫學的演變過程〕譯本序言中寫道“回頭想想我們家裏的陰陽五行的國醫學，在這個科學的醫學史上能夠占一個什麼地位”，意指中醫在醫學科學史上沒有地位，大有“自慚形穢”之慨。雖然這些都是一時間的言論和主張，但他們的名人效應卻影響非淺。

        時至今日，仍有一些人借名人非議中醫的言論拉大旗作虎皮，裹在身上去嚇唬別人。其實我們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這些人並非全才、通才和真理化身，更非中醫專門家，只憑耳聞目睹或個案親歷，對中醫所作評判往往是不全面的，有時還難免雜以個人成見。如魯迅之父罹病中醫未救過來；何祚庥之父罹傷寒被夏某“治”死，是否他們的父親找中醫時就己病入膏肓也未可知，對中醫誤解之深，成見之大，可以想見。在那樣的心理狀況下，能夠實現劉勰所憧憬的關於文學、學術批評應當“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辭鏡矣”的理想境界麼？民國初年全國雖擁有中醫號稱80萬之眾，但同時開始逐漸走向衰落。

        最近南方都市報一篇注目文章“缺席還是僭席”－民國時期中醫納入教育系統爭議始末，分別於2009-7-28 及2009-7-30刊登〔著者鄭洪 陸金國〕。作者用大量史料客觀地揭露了民國時期不接納中醫藥進入國家教育體制的實史，讀後令人義憤填膺，中華民族的國粹竟遭到民國當局如此歧視。“民國時期不接納中醫進入國家教育體制，中醫藥界抗議之聲四起，教育部一面聲稱並非歧視中醫，一面卻明確表示不會給中醫藥學校立案，這一態度令中醫藥界志士十分憤概，指出“部頒醫藥學堂規程，專西遺中，國粹亡，利權失，民生前途，兩受影響。”力爭教育部增列中醫於教育系統之內。當時中醫有識之士已經感到傳承和發揚傳統中醫藥，僅以師承和家傳形式，雖能得到傾囊相授，但也有墨守一家一派、知識面狹窄的局限。

        中醫成立學校，實為順應時代的革新之舉。為求中醫藥長遠發展，同時也是為了獲得對中醫學術價值的承認，著名中醫冉雪峰等提出：“教育部學校課程系統有西醫而無中醫，致令辦此項學校者，無課程矩矱可遵；往此項學校者，無獎勵出身可望，是不啻以法律限制學術，為自滅文化之政策。故欲振興中醫，非辦學校不可；欲辦學校，非加入學校系統不可。”幾次抗議均未考慮接納中醫入教育系統。中醫界自然立即再起而抗議，但教育部不予理會，同時還對當時一些有影響的中醫藥界團體籌辦的中醫學校嚴令取締，禁止各校招生。適值此時衛生部也發布指令禁止中醫醫院稱“醫院”，只能稱為“醫室”。這些限制，迫使全國中醫界再而三集會請願至1940年，在遍地烽煙的一個時空間，當時的教育部在醫學教育委員會內成立了中醫教育專門委員會，中醫歷經約卅年才爭取列入到建制化醫學教育體制中。”建國前任中華民國醫藥學會上海分會會長，是臭名昭著的“廢止舊醫案”的始作俑者。這就是中醫的歷史悲劇和幾經被取消的歷史根源。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