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香港中醫藥發展的幾點建議 張美倫醫師

作者簡介
        註冊中醫、廣州中醫藥中西醫結合基礎博士生,主治病毒病的研究及臨床。工餘任香港註冊中醫學會副會長、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慈善基金秘書長、世界中醫藥學會理事(香港區)。

前言
        2007年國家科技部、衛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等聯合發佈實施《中醫藥創新發展規劃綱要(2006 – 2020年)》,長遠規劃了中醫藥未來十五年(至2022)的發展及培育政策。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如何配合國家發展,透過政策協調,使中醫藥在繼續發揮過去百多年防病治病的優勢,如何融入現有的醫療系統,爭取政府合理的資源進行培訓及發展,建立中醫藥在基本法138條應有的地位,這是特區政府責無旁貸的工作。

香港中醫藥發展欠缺藍圖
        上任曾蔭權政府沒有在中醫藥發展落墨,2012年政府換屆,新任梁振英政府為實現選舉承諾,初步回應了中醫藥業界的素求,於2012年8月成立「香港中醫藥發展委員會」(下稱“發展委員會”),並於2013年1月成立「香港中醫藥發展小組」,由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領導,集官商、藥界、業界、學界的代表籌謀發展。行政長官梁振英更公開對媒體表示,未來香港將全面展開中醫藥的現代化研發,推動中醫醫療外,還希望發展中醫藥產業,聚焦千億醫藥產業,這僅是艱難的第一步。

香港中醫藥沒有應有的渠道及體制
        其實,香港回歸十六年,在爭拗中虛渡、百業待興,中醫藥發展更是裹足不前,領導者無不重藥輕醫。成立於2001年的香港賽馬會中藥研究院,業績一直乏善可陳,為中醫業界垢病,2011年被重整架構而結束,浪費了寶貴光陰,名符其實是磋跎歲月的表表者。歸根究底,香港中醫藥發展缺乏應有的管道及體制,較本地西醫相比,中醫沒有立法局的議席,沒有應有的專業地位及待遇,無怪乎公務員事務局鄧國威局長早前在討論將中醫服務納入公務員醫療福利體制時坦言,中醫系「非正統」服務,所以無緣同政府西醫及牙科服務「平起平坐」,報銷中醫診費也免問。這些言論真令人業界心淡,也切切實實傷透中醫師的心。

究竟何謂應有的體制及渠道首先是讓中醫界在建制中發言。其次,是落實將中醫服務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在目前的行政、立法機關之中,沒有中醫議席;醫院管理局及醫療當局屬下的諮詢委員會,亦少有中醫業界代表。當局與業界欠缺溝通管道,令有效的意見不能上達,以致中醫的預防性治療特點,以及低成本高效益的優勢,都不能在本港醫療系統中發揮,無法緩解特區政府龐大的醫療開支壓力,有關的行政安排實在值得深入檢討。最重要的,必須讓中醫代表進入建制,立法會醫學界功能組別應該重新定義,與時並進,納入中醫專業,讓全港中醫師享有投票權。

公共醫療支出龐大中醫藥未被納入
        據醫管局2011-12年報,目前全港有7個地區聯網44間公立醫院、51個專科門診中心、19個普通科門診,超過5萬名醫務人員(其中約5400名醫生、約20900名護理人員,5944專職醫護人員)、有27,062萬張床位,病床住用率83%,專科門診及臨床總求診人次888萬, 普通科門診總求診人次531萬,2011-12年度, 政府給醫管局的撥款有380億港元,其中人員工資占約70%, 藥品、醫療器材、消耗品等支出占約10-15% 。中醫藥卻未被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儘管中醫藥的規管及教育循序漸進,中醫藥的未來發展卻乏善可陳,更遑論建立中醫院的可行性。近年,即使醫管局與本地慈善單位及大學合辦了17間由醫管局主理三方合作的中醫診所,這些中醫診所均不屬於公營醫療體系,所有受聘的醫師及員工均非政府員工,薪酬福利均非醫管局轄下的體制。這說明了,香港中醫藥服務缺乏政府的龐大而有力的支持,僅僅在“公營醫療體系”外進行實驗性的測試,歸根究底是決策者對中醫藥的防病治病沒有根本的認識及理解,拖垮並窒礙本地中醫藥應有的發展步伐。

        據國家中醫藥管理局2012年6月間發佈的《中醫藥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到2015年中藥工業總產值預計超5500億元,中藥工業年均增長將達12%以上。近年來,各類化學藥品對治療病毒病如SARS、H1N1、手足口病等突發傳染病已經是窮途末路,即使有各種快速的檢測方法面世亦未能掌控病程,治病的關鍵在於療效,不在於發現的手段,恰恰傳統中醫藥可以填補這個空白,並體現出獨特的療效,這是不爭的事實。

對香港中醫發展的建議,個人愚見認為:

1. 中醫藥必須切入重點、攻克難點,才能突破出成績
        回顧近20年內地中醫藥的成就,不難發現最常引用的項目是處於國際領先水準用於防瘧疾的青蒿素,於1992獲國家十大科學成果獎。目前不少單位元陸續在病毒性疾病方面努力,如愛滋病、病毒性肝炎、肺炎等進行攻關,這些方向都是中醫藥的優勢及具廣闊研究的發展空間。

        中醫藥發展暢旺的首要條件是:(1)符合市民的需求(即有市場)及; (2)能填補西醫空白地方(即有功能性及互補性)。在此基礎上,專攻一些西醫的難治病、多發病、常見病才是關鍵所在,亦才能突顯中醫藥的互補性,同時減輕政府龐大的醫療預算及開支。筆者隨師從事中醫藥防治「嗜肝性病毒病」多年,累積了近10000例的臨床結果,有感中醫藥治療病毒性疾病有滿意的療效,市場空間很大,病人需求殷切,故建議中醫藥發展委員會先建立試點,如病毒病、腫瘤等較有優勢的項目納入研究的重點,大膽進行五年、十年計劃,撥款研究有臨床療效的複方,建設香港成為千億中醫藥產業,獨步國際舞臺。

2. 中醫藥的「未病先防、既病防變」要全盤納入發展計劃
        有建議指中醫先參與複康治療這個版塊,如中風後遺症的康復治療等。也有人認為,中醫藥是治療傷風感冒的基層醫療。中醫藥有理法方藥、整個辨證論治的理論系統及中藥寶庫,是治病、救死扶傷、推遲衰老的層次,中醫藥的角色恰恰是八個字概括之 -「未病先防、既病防變」。前者未病先防是研究傳統的養生方法、綜合的預防措施(環境)、常見疾病的預防措施,及通過開展中醫藥(臨床和實驗)研究,觀察中醫藥預防措施的實際效果;後者既病防變是早期診斷、早期治療,截斷疾病的發展、傳變或復發,鞏固療效,尤其是對傳染性疾病。吾師提出嗜肝性病毒病是百病之源,如何認識嗜肝性病毒病的普遍性,及早予以預防和治療,將使人類絕大多數的常見病,多發病得以治癒。這是全方位的醫學預防及治療,而不是大部份人認為養生保健式去「治未病」,業界實在不宜太過謙讓或自卑,把傳統中醫藥的治病的角色抹掉。因此,香港中醫藥的發展必須將「未病先防、既病防變」的概念納入發展計劃之內,也跟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領導強調推進中醫藥醫療、保健、科研、教育、產業、文化「六位一體」的說法一致。

3. 重視師承,投放資源、設立多個基金
        中醫科研不應只限于大學,過往賽馬會的10億出了什麼可喜的成績 ? 大學科研經費都占了很大份額,門檻重重,業界沒能爭取到資金。香港中醫業界9361位醫師是最大的持份者,其中註冊中醫師6559人,表列中醫師2730人,龐大的人數遠較大學隊伍(有限制註冊中醫師72人)為多,卻未獲政府的資源,所以發展委員會一定要重視中醫業界的聲音。其實,中醫藥的臨床療效就是科研的一部分,老中醫師的診治經驗更是年青醫師的學習物件。近年,內地重視師承,抓緊名老中醫進行師帶徒的培訓工作,以補充院校教育培訓的不足。堪稱中醫業界「活字典」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永遠會長陳抗生教授反復強調,要重視中醫師承的工作,將中醫師臨床

        經驗進行整理及發掘,建立師承制度,投放資源。鄰近澳門特區的中醫藥發展一馬當先,又設立容易申請及審批的研究基金,發掘創新,有利繼承,而且吸引人才,值得學習。

        筆者建議在委員會下設立「中醫藥師承培訓及研究基金」,讓業界以個人或小組或團體單位申請,吸引大家創新研究,又可每年發放獎金/獎狀,獎勵成果。另外,建議委員會下設「中醫藥器材設備開發基金」,本地不少坊間中醫師積累了寶貴的臨床經驗,借助現代科技創新中醫藥的器材,造福醫患雙方,提高臨床療效,絕對值得投放資金、技術、人才。

4. 古為今用,洋為中用
        本地的醫療水準享譽國際,在殖民地年代培養了多批優秀的醫護人員,統治本地醫療事業。回歸後,如何爭取這些優秀的醫療力量來發展中醫藥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中西醫學如何彼此配搭 ? 如何「洋為中用」也是發展委員會探討方向,個人認為增加中西醫學的學術交流及臨床培訓是最重要的方向,如多設專科專題的講座及研討會,重點邀請中西醫的決策領導學者進行專題及臨床分享及交流。此外,中西醫學配合必須考慮及解決三個問題: (1) 風險管理;(2) 設立監察療效的指標;(3) 療效的認證及可持續的專科發展。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訪問學人李致重教授就建立中西醫結合診所或辦中醫院的建議時表示,“先中後西、能中不西、中西配合”原則,能否實踐,取決於醫者對中西醫學的認識及應用。

總結: 圑結互助, 努力奮鬥,為下一代共建美好
        無可否認,本地是西醫主導,決策亦然。為防止”外行領導內行”的再次出現及造成不必要的障礙,香港中醫藥業界的領導必須站起來,團結一致,義不容辭擔起這個歷史責任,為發展本地中醫藥而鞠躬盡瘁,共同理順目前醫療政策頃斜、資源不均的現象,為年青的醫師及下一代爭取更多的資源,這才是業界共同的願望,亦是過去香江百年來先賢的夙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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